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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庫思享】楊舸:如何全面看待中國面對的人口挑戰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楊舸 | 時間:2021-05-10 | 責編:申罡

        文 | 楊舸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前,人口話題不時受到關注,“出生人口再刷新低”“人口即將負增長”“老齡化進程加速”等觀點被熱傳,“北京戶籍人口出生數創十年新低”更是沖上社交媒體熱門話題榜。在這之后,“2020年我國人口持續保持增長”這則官方消息的發布,對似乎彌漫全民的人口焦慮起到了一定的緩釋作用,但似乎仍無法扭轉全民人口焦慮之勢。


        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中國的人口變化及相關問題?除了持續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哪些關注點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從更長的視野來觀察,中國該如何應對人口問題?


        人口出生率下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嗎?從某種程度上說,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從人類近200年的工業文明史來看是如此。18世紀4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從英國發起,英國的人口增長率從1870年代開始放緩,西方國家人口轉變的過程也幾乎完全遵循工業文明傳播的軌跡。1909年,法國人口學家蘭德里利用西歐的人口數據描述了人口從“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變規律,并奠定了經典人口轉變理論的雛形。其中的重要觀點就是,受經濟因素的驅動,為了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人們開始有意識限制生育。當前,工業文明的足跡遍布全球,受影響的國家無一例外均開始了人口轉變,生育率下降。根據聯合國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按照國民收入水平劃分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分別是1.67、2.35和4.52。


        工業化和現代化推動生育率下降的機制是復雜多樣的。借由生殖健康知識的普及和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避孕節育技術的可獲得性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改變弱化了家庭功能,逆轉了代際間財富流的方向,使得多生孩子成為非經濟理性的事情。人口的再生產由追求數量的粗放型向追求質量的精致型轉變,最終使得人們自主限制家庭規模來實現家庭成員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女性的就業和受教育機會迅速提高,伴隨社會地位的提升,推動了個體意識的覺醒,強化了家庭對于子女數量的理性選擇。


        因此,全世界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都正面臨生育率下降的風險,中國也無法避免。人們寄希望于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來提振社會生育意愿,遺憾的是,眾多學者的研究均表明,發達國家鼓勵生育政策的效果并不及預期。一是,政策效果可持續性存疑,不少研究表明,生育補貼、兒童津貼等經濟獎勵措施縮短了生育間隔,但并未改變人們的理想子女數。二是,慷慨的家庭福利政策雖然曾被認為對維持穩定生育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使公共財政背上了沉重負擔,高福利政策不斷被詬病。


        中國該如何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或是更恰當選擇。一方面,中國應盡快優化生育政策,讓自主生育權回歸家庭和個體,加快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塑造生育友好、兒童友好、家庭友好的政策環境和文化環境,盡力支持有生育需求的家庭達成生育目標;另一方面,加大家庭支持力度,在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的同時,也不得不考慮到各級公共財政的支付能力,量力而行,畢竟依賴公共財政的諸多民生領域仍需增加支出。


        謹慎地看,“少子化”和“老齡化”或是中國人口無法避免的趨勢,唯有堅持國家創新戰略,驅動產業結構升級,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才能對沖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在人口的老齡負擔不斷加重的背景下,“人口紅利”的來源由勞動力數量轉變為勞動力素質,由此必須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換取勞動投入的下降,依靠科技創新來阻止產業競爭力可能的被削弱。


        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首先要增強人力資本。人口健康素質和教育素質的改善也是我國當前人口發展的顯著特征。據國家衛健委數據,2020年中國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標排在中等偏高收入國家前列。而且中國已建成世界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體系,超過一半的新增勞動力具有高等教育學歷。面向社會經濟發展的長遠需求,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將是中國新發展階段收獲第二次“人口紅利”的重要保障。


        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更要建立創新型的產業結構。“十二五”時期以來,在經濟發展環境和要素供給條件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中國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結構已經逐步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加工型、重化工型轉向資金、技術、知識密集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機遇,實現人才、產業、科技協同發展,是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決勝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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